一次，丰子恺画一个人牵两只羊，他画了两根绳子，有人就对他说：“绳子只要画一根，牵一只羊，后面的都会跟来。”后来，丰子恺留心观察现实，果然看见前面牵了一只羊走，后面数十只羊都会跟去。即便是走向屠场，也没有一只羊肯另觅生路。羊虽如此，但我们却心要有主。我们心中的“主”从何而来？来源于我们自己独立的思考力、判断力和认知力。
孙权继位后，群臣都认为丞相之位非张昭莫属，而孙权却选择了并不怎么有名、却乐于体察民情的顾雍为相。就因为顾雍是一个心有所主的人。当时，吴国边将纷纷向朝廷建言进攻敌人，很多大臣都支持。孙权拿不定主意，就佂询顾雍。顾雍并没受到边将们话语的左右，而是坦承己见：“用兵作战要力戒贪图小利。边将们所提的要求，很多都是想为自己邀取功名，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。就目前的实力来看，我们还不足以扬威打击敌人，所以陛下不要满足他们的要求。”孙权听从了顾雍的意见，百姓由此得到休养生息，国力逐渐强盛起来。
顾雍能提出异议，源于他有独立的思考力。所谓思考力，就是人们透过表面，看清真相的能力，也是通过条件，推导出结果的能力。“智者虑事，不在一日，而在百年”。顾雍思考问题不像边将们那样只顾眼前私利，也不像大臣们那样人云亦云，而是思虑周密地权衡利弊，自然能提出利国利民的自主之见。如果顾雍总是左顾右盼，内心无主，那他绝不会出类拔萃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国学术界盛行对胡适的批判之风。但季羡林却写了《为胡适说几句话》的文章，肯定了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地位，以及胡适交际做人的长处。季羡林身边的秘书劝他不要写了，写了既担风险，恐怕也没有地方敢发表。但季羡林还是坚持要把文章写好：“我们看待一个人，既不能主观，更不能片面。现如今，和胡适在一起工作过的人，剩下的不多了，我再不站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，恐怕就没有人会站出来了。”后来，季羡林还特地拜谒胡适墓，向胡适墓三鞠躬。
季羡林敢为胡适说公道话，源于他遇人、遇事有自主的判断力。他明辨是非，毫不含糊，不愿屈从，更不违心。巴金说：“我总是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，也只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。那些别人任意填进去的东西不会在我的脑里起作用。因为我是人，不是鸭子。”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，我们要做到心有所主，不模棱两可，不做墙头草，才能准确地判断大是大非，明智地辨清忠奸贤良。
卢梭年轻时，居无定所，以抄写乐谱为生。1752年，卢梭创作的歌剧《乡村卜师》在王宫演出，国王连声称赞，决定赏赐卢梭一份金子。没想到，卢梭却一口拒绝了。国王还特地委派大臣去好言相劝：“好多人想要还得不到哩！国王太看重你了呀！”卢梭却缓缓地对大臣说：“这份金子，我无论如何也不接受。我接受了它，就意味着给自己戴上了枷锁。这样，真理完蛋了，自由也完蛋了，勇气也完蛋了。从此以后，我怎能再谈独立和淡泊呢？如果我接受了它，那我就只能阿谀奉承，噤若寒蝉了。”
卢梭选择拒绝金子，源于他对事情本质和利害关系有清醒的认知力。他心知肚明：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只有能抵挡住钱财诱惑，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，言论的独立。“金钱是砌筑幸福的砖瓦，也是呑噬灵魂和个性的蛀虫。”不重金钱，而重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，这在任何社会，都是可贵的。卢梭宁愿守着清贫，也要自主地选择与真理为友，在这个物欲橫流，急功近利的社会，是值得我们寻味的。
有哲人说：“人生的所有胜景，只会留给善于独辟蹊径的人。”世间之事，往往成于心有主，成于独立思考；精彩人生，也得靠自立、自主去绘就。
